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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瑩
        文化研究既要關注上層思想、精英文化，也要關注社會下層、草根文化；做歷史既要追根溯源，也要研究現實問題、回答現實提出來的問題，為當下服務，這是當代學者的責任。作為從事文化史研究的學者，我們認為，今天的文化是文化傳統的衍生和新變，只有以貫通古今的長時段眼光才能真正深入文化研究的精髓，因此，文化研究必須關注現實；而作為地方重點綜合性大學的學者，更應該密切關注本地域的歷史文化的脈絡以及當代社會文化的嬗變，研究現實問題、回答現實提出來的問題，為地方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服務。我和我的團隊從2004年開始在湖北地區調研，深入鄂南、鄂西、鄂北、鄂東及江漢平原的農村及城鎮，長期跟蹤關注民間信仰、秘密教會、農村宗族與鄉土秩序、農村勞動力現狀、社會階層等領域，著眼于研究當代社會文化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對策。
        脫離我們生長的現實土壤，學術無法汲取充分的營養；理論需要實踐來證實，沒有實踐證實的理論是空的；實證研究要以問題為導向，以實證為路線，到田間地頭去聽、去看、去走訪、去觀察，靠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調查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來說話。深入基層就會有所感悟，會對原來的學問產生新的體會。調查實踐表明，僅僅發幾份問卷的基層調研效果不好，無法得到完整信息。為了得到更為貼近實際情況的資料，我的團隊一貫遵循入戶調查、深度訪談的原則，從拉家常開始，然后慢慢地把問題引到重點，努力從聊天中去理解對方的所做所想。               2004年至2005年，為了調研基督教天主教在民間傳播情況，我們深入鄂南地區六縣市農村走訪調查，差不多所有的教堂都跑到；2005年至2007年，我們開展了對鄂西（以宜昌、十堰地區為主）、鄂北（以襄樊地區為主）14個縣市農村家庭教會的調研，并將調查延伸至河南、山東的部分地區；2007年至2008年，我們在鄂東南地區四縣市及下轄33個鄉鎮范圍進行農村宗族復興與鄉土秩序專題調研；2009年，為摸清基層民眾思想狀態，團隊的足跡到達了十幾個省，走訪各階層人士數以千計，獲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和對基層社會的深刻認知。例如，在鄂東南農村宗族調研中，我們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麻城某鄉，竟然發生了一樁因一個女孩違反族規私自與一個同姓男人結婚，最后被家族成員拖到野外活埋的令人震撼的慘案，說明宗族的問題表面看起來建國以后不存在了，實際上卻始終存在著。在堅實的調研基礎上，我和團隊數年來完成的關于民間信仰、宗族、人文等領域的一系列調研報告，受到政府工作部門及學界的關注。其中，被中宣部采用1篇，被湖北省委、省政府采用6篇，1篇獲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同志親自批示，1篇獲時任湖北省副省長劉友凡同志批示，2篇獲省政協領導批示，2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內刊》。
        深入田野傳達基層聲音，以史為鑒，更以今人為鑒。我們這代人是從基層走上來的，我做過三年知青，在工廠呆過五年，做田野調研，有一種骨子里的學術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希望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幸福，希望大力推進改革，改變社會上的不良狀況。下鄉覺得很親切，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如在進行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民意調查時，團隊在湖北孝感馮家砦村遇到一位農村退休干部馮大爺，老人看到下鄉調研的師生非常激動，連夜親筆寫下我對社會問題的幾點看法，他希望能讓共和國的高層領導了解民間的疾苦和草根的看法，4張薄紙，而分量沉重。唐人曰：以人為鏡，而知得失。有如此氣度的唐人，方成就了中華文化的鼎盛。我們要以史為鑒，更以今人為鑒，不辜負基層群眾的殷切期盼。
        通過基層實踐培養人才。我的團隊里有青年教師、碩士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多年帶學生下基層調研的又一個重要體會是，讓青年教師和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接觸社會底層，了解社會實際、了解老百姓的真實生活，應當是大學的必修課。下鄉的體驗對青年人的成長和今后的人生都很有意義。這既是做研究，也是培養人。大學教育要讓學生有社會責任感，成為有能力、道德完善、完完全全的人，而不僅僅只是培養某一方面的所謂專業人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文化人的良好傳統。實踐表明，下基層實踐，能使學生得到更好的鍛煉。按照這種模式培養出來的人，在升學、研究、就業等方面已經顯示比別人更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