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有刪節）
朱先生擔任湖北大學（原武漢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長達三十年，我有幸在他擔任系主任的時期在中文系就讀。那是1979年，我和剛剛入學的中文系新生端端正正地坐在一間寬大的教室里，接受朱先生的祝辭。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在中國語言文學界頗有聲望的學者。他身材高大，氣質儒雅，談吐謙和，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那次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給我們上課，這時的他已肩負著主編《漢語大字典》的重任。但能成為他領導的中文系的學生，仍是我們每個學生引以為傲的，至今依然如此。
這些年來，朱先生雖然沒有給我們授課，但是，我們仍從不同渠道打聽他的消息，編典，還是編典。幾十年對一種寂寞的學術事業的堅持，令人震動。實際上他一直在傳授我們，傳授一種學術精神。
從湖大畢業后我干了十七年的新聞記者，有一年春節，我在母校和朱先生見面了。而當時我正籌劃著又一次遠行采訪，因為經歷多了，深知這種始終伴隨我的遠征行期可知歸期難料的特性，所以在行程之前，探望恩師。二十年前站在講臺上語重心長教導我們的先生已經年近八旬，而當年那個充滿夢想求學的少女如今已經年過不惑。這是令我百感交集的重逢。
在去湖北大學采訪朱祖延先生的路上，我和同行記者周蕾曾提出一個假設，這是一道讓許多人困惑的價值算式：
讓你付出十四年的艱苦卓絕的勞動，編纂一套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注定不會暢銷的古書，而且這套書總印不到二千冊，人均稿酬僅區區幾千元，還不及一個小歌星的一次假唱，你干嗎？
除了學識淵博的專家能看懂，對絕大多數人來講，它近似一部天書，一生恐怕都與它無緣，你的名字遠不及那些通俗小說作者在社會上響亮，你干嗎？
十幾個編者全年經費只有一萬元，遍訪全國上百家圖書館，乘船只能坐五等散席，乘車只能坐硬席車廂，住宿在最簡陋的地下室旅店，有時還住大澡堂，你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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