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生眼里，湖北大學計算機與信息工程學院教師趙柏樹可謂絕對的好老師，他連續幾年被評為學子心中的魅力教師。然而，這些卻很難轉換為現有學術規則體系中的競爭籌碼，趙柏樹在副教授的崗位上一待就是十七年。日前，在湖北省首次在省內高校推行的職稱分類評審中，趙柏樹終于轉正，獲評為教學為主型教授。（2月9日《中國青年報》）
十七年，有太多讓人感慨的東西。再聯想到此前四川大學教師周鼎的那篇《自白書》，關于教學和科研孰輕孰重的老問題再一次成為新話題。而這又不得不從當前的游戲規則說開來。說到底，教授是稀缺的，在抵達教授的道路上，不問情懷與價值，分配的過程更關注的是數量和指標。
那么，在分配過程中，哪些東西可以量化，尤其是可以進入一種比較的數字體系中，所有的答案無疑匯聚于兩個字——科研。要知道，科學理性是我們時代的話語母題，現實生活不可阻擋地進入了一場指標化的解讀體系中。在科學理性所鋪設的認知邏輯中，教授同樣也不能逃脫這套認定體系。都說教學和科研是大學的兩駕馬車，然而目前看來，教學被無情地推向遠處，科研是自留地，教學成了公家田。趙柏樹的悲劇也恰恰源自這里，得到了學生的普遍好評，但卻換不來學術規則的權威認定。他只不過是整個大學評價體系備受詬病的微妙注釋而已。
其實，現有的評價體系并非完全無視教學。精品課程、教學成果獎等教學類榮譽也是極具分量的職稱指標。然而吊詭的是，當前的規則正在生產著這樣一個悖論：要申報高級別的教學類榮譽，必須是教授身份，教學好的教師連申報資格都沒有。何以指望教學類榮譽為職稱晉升增添砝碼？趙柏樹十七年沒有晉升教授，按照學生的評價，他似乎有能力沖擊國家級的精品課程或教學成果獎，但副教授職稱多少會成為一道坎。湖北省推出教學型教授這一新的職稱評價體系，似乎有效回應了此前因一篇《自白書》而引發熱議的周鼎之惑，也正是在新的職稱分類評審中，當了十七年副教授的趙柏樹，終于轉正成為一名教學為主型教授。
要給那些安心教學的教師一個盛大的名分，其實要回應的是一個大教學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解放教學的想象力。其實，教學并非一個模糊的概念，完全可以凝練出一整套評價體系。除了最常見的學生評教和專家打分，首先應該讓各類教學榮譽的評價體系回到純粹的教學上來，尤其是在教學類榮譽的評選中適當地降低職稱門檻，并且盡量拿掉一些無關的學術附帶條件。
在西方許多大學中，職稱評定規則絕非鐵板一塊，往往跟學校的功能定位有關。研究型大學注重科研，而教學型大學則看重的是教師的教學效果，這意味著來自學生的課堂評價顯得尤為關鍵。中國的職稱評定無視學校的功能定位，重點大學和職業技校的教師被納入到統一的競爭平臺上，其結果不言而喻。
其實，雖然說教學型教授的出臺是一種制度創新，但還是不得不說，教學和科研本來就是一種事物。一方面，最前沿的學術思想如果不能以一種有效的方式傳授給學生，那學術傳承的公共性也便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如果課堂上傳遞的依舊是那些一成不變的知識，未能和學術前沿對接，那就無法給創新性人才培養一個完整的承諾。
從這個意義上講，重提教學型教授，其實有著更深遠的意義。教學不單單是簡單的知識傳遞行為，更應該激活學生的創新思維，也就是解決教學的想象力問題。后者如何評價？這便需要調整或修訂現有的課堂教學評價體系，諸如挑戰杯等以項目為驅動的實踐成果可以視為教學效果的有效評價指標，這無疑為教學型教授提出了更恰當的要求。換言之，教授需要的絕非一門課程、一本教材背后的感人場景，而是對知識傳承背后的教學想象力的完整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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