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貴，男，湖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2012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阮元經學述論》。
博士導師：華中師范大學教授 周國林
通訊評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黃愛平 武漢大學教授 謝貴安
阮元（1764～1849）是清代著名的學者型官員，他一生學術成就巨大，在學界被奉為山斗。阮元的學術重心在經學，其經學研究，一方面在對古名物、典制的考證，力圖還古名物、典制本來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樸學之風；另一方面在對經學領域諸重要范疇的闡釋，努力廓清千百年來重重誤說，推明原始儒家經義，倡導新的經學觀念及新的經學研究范式。因此，阮元的經學研究形成了自己獨具的特色：
其一是遵循訓詁與義理并重的學術宗旨。訓詁考據是漢學家治學的主要宗旨和方法，義理探求則是宋學家經學研究的終極目標。阮元雖然生活于人們竟尚考訂的乾嘉之世，但他的經學研究并沒有走入為考證而考證的死胡同，相反，他早在35歲之時就指出近人考證經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圣賢言行之書甚少的學術弊端，因而選擇用注釋《曾子》的形式來發明圣賢言行，以濟近時流派之偏（張鑒、黃愛平《阮元年譜》），努力倡導將訓詁與義理有機結合的學術范式。
因此，阮元治學以新知為主，不惑于陳言（《左盦文集近儒學術系統論》），極力推明古訓，復興古學，還經文本來之義，堅持實事求是的文獻考證精神；同時，又強調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揅經室集馮柳東三家詩文疏證序》）、有訓詁而后有義理（《揅經室集西湖詁經精舍記》），把訓詁看作義理之學的基礎，希圖通過對一些古人最稱說之恒言要義，而后人置之不講（《揅經室集釋順》）的文字的訓釋，推闡經典所蘊含的先秦儒家學說和圣賢之道。
其二是辯證看待崇古與求是的學術之道。清人經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聞道，或如阮元所言，在推古圣賢訓世之意，故他們多有一個基本的假定，即道在六經、孔孟，故凡離孔孟愈近的人，其言愈接近孔孟，亦愈接近真實，且時間愈后，經義愈失其真，儒家經典受到晉、唐后釋、道二氏之說的影響及經由宋、明儒缺少文獻基礎的闡釋，已經失真，要尋求圣賢之道，只有回到漢儒的訓詁中去，因為漢人離古圣賢的歷史時空距離較近，他們對圣經賢傳所作的訓釋也就相對接近歷史的真實。因此，清儒多表現出崇古尊漢的學術風尚，王鳴盛學莫貴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西莊始存稿古經解鉤沉序》）、錢大昕學道要于好古，蔑古則無以見道（《經籍籑詁序》）、惠棟若經學，則斷推兩漢（《九曜齋筆記》），即是典型代表。
經學研究崇古的原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絕對以古為是、以古為真、惟古是求，就不具合理性了。學術當以求是為鵠的。惠棟惟古是求固然不盡合理，王鳴盛以求古即求是舍古無是卻更偏離了求是的正軌。
阮元在經學研究中亦認為，遠者見聞終不若近者之實，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揅經室集西湖詁經精舍記》），也表現出崇古尊漢的思想。但是，阮元崇古而不惟古泥古，他只是以古近是、以古近真，并非絕對以古為是、以古為真。他在堅持實事求是之道的原則下，又體現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的特點，既有所持守，又講求通達，辯證看待古與是的問題，努力做到崇古與求是的統一，是之所在，從注可，違注亦可（《揅經室集焦里堂群經宮室圖序》），不必株守漢、唐學者舊注，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為古人所愚，則善矣（《揅經室集引書說》）。
其三是持守求實與致用統一的治學路徑。宋明學術空疏，清人崇實黜虛。阮元生于樸學大盛之世，深得乾嘉諸儒為學務實之旨。他認為，經學自漢以后，由于受到釋、道二氏的影響，已經走向了虛玄之境，晉、宋、明儒空言說經，缺乏文獻依據，因而他力倡以實說經、以事釋經，圣賢之學，皆就庸近樸實處言之行之（《揅經室集四知樓說》），像《論語》《孝經》所言，最為平實，其窮極性與天道而不涉于虛，推極帝王治法而皆用于中，詳論子臣弟友之庸行而皆歸于實（《揅經室集石刻孝經論語記》）。他還通過釋仁、釋性、釋一貫、釋格物等，充分闡述其實學觀。
阮元在經學研究中，以訓詁的方式還經典以原儒本義，努力以事釋經、以實說經，一方面具有批判晉、唐以來儒者空言說經、倡導實事求是學風的學術意義，另一方面還具有將古圣賢治世之意推及日用的實踐意義，將求實與致用有機結合起來。基于此，阮元的經學研究，少有向上一層的探索，而是一一歸本于社會政治與倫理，以為經世之具，有較濃厚的實用色彩。如他闡釋一貫的貫為行事之義，即人人皆身體力行的實行實事（見《揅經室集論語解》）；他把格物之格訓為履而至實踐，把物訓為家國天下之事（《揅經室集大學格物說》）；他釋順為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揅經室集釋順》）等，均體現出其學術的經世特色。
正因為阮元倡導實學與實行即求實與致用結合的治學之道，故他不僅在經史學術研究方面成就輝煌，而且在察吏、撫民、治賦、治漕等事功方面成績顯赫。阮元曾作詩說古人之硯古之式，用以揅經發守墨。凡事求是必以實，如石堅重效于國（《 揅經室集宋硯銘》），可見其拳拳經世之心。
阮元經學研究特色的形成，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他的高官身份背景。阮元一生自30歲任山東學政起，多官居高位。作為清廷要員、封疆大吏，他時刻關注學術與治道的關系，因而在學術研究中，努力挖掘經典中蘊含的古圣賢精言要義，并推于世用。他的稽古之學，就是為其政事服務的，故其言曰：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揅經室集漢讀考周禮六卷序》）又說：學與仕合，濟于實用。（《揅經室集循吏汪輝祖傳》）
其二是他善于批判、吸納與繼承前人學術。作為一位經學研究者，阮元是主張對經典作義理探求的，他對晉、唐后一些儒者的批判，主要是不滿他們受釋、道二氏的濡染太深；他對宋學的批評，也重在批評宋人學術方法及陸王心學所形成的空疏學風，而對宋人學術以圣人之道為終極追求目標是深表贊許的。更為主要的是，他的義理探求是以訓詁考證為基礎的。
其三是嘉道時期時局的變化。阮元闡發經學若干重要命題之旨趣的文章，多寫成于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嘉道之世。這一時期，由于社會形勢的變化，阮元內心蘊藏了較同時代大多數士人更為沉重、切實的憂時濟世之感，充滿憂患與濟世情懷的詩句在《揅經室詩集》中時時可見。他極力強調學術的實踐實行實用功能，自有其良苦的用心。同時，以學術為經世之務，又進一步強化了他承擔社會、歷史責任與使命的自覺意識。
要之，阮元在治學上，既強調訓詁考據的文獻功夫，又致力于圣賢義理的辨析探索；既堅守學術的求實、求是精神，又著意將學術與世用緊密結合。他所倡導的這些學術觀念，不僅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學術，峰回路轉，新路別出，而且對于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仍有借鑒意義。
